抗日战争中我方失利的湘豫桂战役是几十年来直到今天津津乐道的话题，不遗余力攻击民国政府的炮弹和法宝。湘豫桂战役的真相真正如何呢？让我们拨开某方强加在湘豫桂战役上的迷雾和脏水。

谎言1：“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军事实力”

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单在湖南战场近40万国军兵力
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重大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 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 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日军伤亡数字出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71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3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湖南战场上的长衡会战是八年抗战中敌人损失最为惨重的会战。开战不到一个月的6月20日，日军自己公布的损失就有9100名。尤其是会战后期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10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 “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单在这次战役，日军承认的伤亡就有19286人，军官798人，死旅团长1，伤师团长1。比如日军116师团120联队联队长阵亡，大队长两死一伤；133联队因为军官全部伤亡，各中队只能以士官指挥。日方资料数度提到攻入国军阵地的日军全员覆没。凡此均说明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对比凇沪会战，日军伤亡4万多，而我军付出至少30万以上的惨重伤亡，全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而长衡会战日军损失更大，我方损失相对较少。为什么凇沪会战是积极抗战，长衡会战就变成消极抗日了呢？

请对比一下日军战史中记载的日军与某军作战的伤亡数字:
以该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算得上战役规模的百团大战为例, 日军在该地区主要兵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对八路军的作战中 “从8月20日到12月3日旅团战死276名，其中8月60名，9月142名、10月62名、11月8名、12月4名。在共军攻势时期，损失虽很大，但并不象中共方面所宣传的那样。”（见《华北治安战》第315页）

再看在该军与日军战斗“最残酷最激烈”的1942年日军的伤亡数字和战果（根据《华北治安战》），供各位参考：
冀鲁豫“九二七”大扫荡 日军战死9人，伤72人；八路军遗尸1252具，被俘1250人。
冀南“四二九”扫荡 日军死46人，伤152人；八路军遗尸2200具，被俘780人；高树勋军遗尸4127具，被俘2350人。（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参加实际作战的国军高树勋部约1.7万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约7000人。）
冀中“五一”大扫荡 日军战死161人（其中军官9名），伤323人（其中军官14名）；八路
军遗尸9098具，被俘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
冀东秋季扫荡 日军战死221人，伤91人；八路军遗尸2337具，被俘14479人，投降612人。

实际上某军的损失远比日军估计的要大的多，比如冀南“四二九”扫荡，日军说“八路军遗尸2200具，被俘780人”。而某军自己的统计数字称：仅八路军正规部队就损失一万多人，地方党政干部损失五六千人，大部分根据地沦陷。

还值得指出的是和该军交战的日军无论装备编制还是兵员素质都只是二三流的日军后方守备部队。
两相对比，究竟国军是不是消极抗日？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谎言2：“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在日军长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作长时间准备时没有察觉，在日军发起进攻后又对日军进攻的规模和意图判断错误，致使部队仓促应战。”

胡说！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
。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作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
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
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4月6日，
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 [日军“一号作战”于4
月17日在河南打响]4月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5月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
，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
师团。这一情报显然是准确的。 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
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
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 [1
0] 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 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
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
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
，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军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要
图。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
粤汉路的情报。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5月26日，
日军发动湖南会战 ]
　　

谎言3：“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积极反共。国民党把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共产党，其中把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即使在豫湘桂战场国民党军连连惨败，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也不及时把这些部队调往抗日战场。”

国军对某方趁日军进攻之机攻击国军进行军事扩张的监视和防范，确然存在。日军抽调了大部分后方兵力投入一号作战而使濒临绝境的某军复苏。但是该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攻后方的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反而兴风作浪，利用国军的失利诋毁国民政府。该方领导人曾以戏虐口气于电报里谈起国军数百官太太被日军掳获，幸灾乐祸。笔者不禁要请问该方，难道阶级仇真是大于民族恨吗？难道国军不是中国军吗，难道国统区不是中国吗，难道国军家属被日军淫辱贵军就这么高兴了吗？同时该方派遣大批兵力组成“南下支队”大规模进攻敌后国军扩张地盘，牵制抵抗日军的国军兵力。该方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向东南沿海发展。该方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12月5日，苏中成立了南下司令部。粟裕、叶飞率领以16000人的精锐主力部队部跃进江南，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据粟裕回忆录称，南下部队装备精良，每连装备3门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成立了装备82毫米迫击炮的炮兵连。自制小钢炮500门、炮弹5000发。该军火力在与国军作战中占优，分4阶段歼灭国军过万。国军李觉所部数万人被牵制，不能投入抗日战场。

胡宗南在陕西的部队： 

第一军、第16军、第90军、第76军、第42军、第71军、第27军、第12军新7军、骑
兵师。

根据蒋的16字方针，胡以主力第34集团军守卫黄河河防，第1军，以第1师防守潼
关，第78师与167师控制华阴、华县之间，第16军担任朝邑至宜川以东河防；第90军
控制韩城一线；另以27、36、76军为机动部队，不久27军开往中条山；42军驻防
甘肃；以陕西、甘肃地方保安旅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但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真正来说，胡的布防还是以防御倭寇为主的。说胡在陕西主要防备中共实在是污人清白。

胡宗南部队不抗日吗？事实恰恰相反：
1939年冬，倭寇进攻第2战区（山西），胡命令90军入晋参战。在1940年夏90军61师
收复侯马，109师收复河津、53师收复汾城。
1940年6月，倭寇再次进犯太行山区，胡命令27军、80军渡黄河入晋作战。刘进的27军在太行山区坚苦卓绝坚持抗战3年多。
1941年5月，倭寇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紧张时胡又再次命令76军、第1军
167师出潼关进入灵宝一线增援作战。 
1941年10月倭寇占领中条山后以优势兵力进攻黄河东岸的龙门山，威逼黄河河防
。防守禹门口的胡16军预1师第2团与倭寇激战2昼夜，后因为倭寇火力强大，团长
又负重伤，不得已退过黄河，胡急电预1师师长亲自率领3团强渡黄河夺回阵地，
可在部队半渡时倭寇枪炮如雨，伤亡惨重，被迫退回。
1942年2月除夕，胡还是派109师乘黄河冰冻之机强渡黄河，奇袭了禹门口日军阵地 

1944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为了彻底击溃1战区部队，打击8战区部队，命令日12军一部与第1军进行灵宝作战。在中原会战的战况最为激烈时刻，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东出潼关，沉重打击了进犯日军，取得了灵宝大捷，使日军不敢继续进犯，挽回了中国军队在河南的颓势。胡在指挥上的决心、果敢与灵活、部队官兵勇敢顽强的作战与奋斗牺牲精神、保证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而倭寇也在电报中哀叹：“……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山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凡此种种都说明某方宣传的虚假。

所谓“围困封锁”陕甘宁边区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这一点从边区的“土特产”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国统区，换回“鼓鼓的钱袋”（该方领导人邓发同志语）就可见一斑。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XX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跑一趟，使我确信XX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XX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策略，跟毛XX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不过是他在权利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最后，胡宗南的部队也并不是某方所说的“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国军。当时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国军当属驻印军（约5个师）和云南远征军（12个师）。其次训练较好的是9战区的第10军和74军，6战区的18军。给养和装备较好的是最高统帅部直辖的预备队第5军。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无论训练、给养还是装备也许比一般国军强，和上述部队相比还有差距。

谎言4：“由于国民党自战争相持阶段以后，长期奉行避战、观战政策，使部队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大大下降。”

恰恰相反，在湖南战场上，国军和日军在中国的野战军主力长期反复较量。进入相持阶段
以后，国军相继取得了常德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抵抗信心高涨。日军如果不从日本本土、满洲、华北、长江下游等地抽调大量兵力，单凭中国派遣军的野战兵力万难在此次战役中取胜。

谎言5：“这一阶段国民党军由于得到外援，装备本已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和美国的空军已对日本在华空军占有制空权。失败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造成。”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谎言直到今天还在被某方不断重复。在官方学者国防大学某教授的抗战胜利60周年网上座谈中，该学者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一谎言。并向网友公开挑战说，如果说他说谎，请拿出证据来。那么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豫湘桂战场上的国军装备并没有任何改善。由于滇缅交通线被日军占据，物资只能依靠无比艰险损失巨大的“驼峰”空运。到1944年上半年印度空运来华物资不过每月一万吨到一万两千吨，缅甸战役打响后来华物资数目还有所下降。其中物资大部分用于空军。用于陆军者不到2000吨，内中数百吨为制造轻兵器的原料，交兵工厂。剩下的1000多吨全部交云南远征军。1944年装备美械的部队只有驻印军和云南远征军的部分部队，豫湘桂战役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通滇缅交通线，没有增援豫湘桂战场。蒋介石1944年10月9日致罗斯福电：“史将军置中国东南成败于不顾。甚至在已经运入中国云南的租借武器也断而不发，以至中国遭受不利的形势。阁下应该知道在本年6月之前，中国内地的全部军队除云南的远征军以外，没有租借案的一枪一炮。”

其次中美空军并没有掌握制空权。可能中美空军稍占优势，但两方空军实力大致相等。彼此空军主动的飞机都在200架左右。日方称中美空军有飞机520架（美机340，中美混合部队100，重庆空军80）。日军第5航空军可能出动机为230架。但日军较能争取主动。自开设第五航空军司令部以来，“以主力对华中华南以及西南志那米空军扑捉歼灭从事”。44年5月先后空袭衡阳、零陵以及遂川的美空军基地。长衡会战开始就轰炸长沙的无线电台和军事设施。在汩水曾将满载国军兵员器材的舟艇击沉，并积极地配合陆军作战，猛烈袭击我军行军纵队。6月18日日机30多架轰炸扫射长沙。衡阳战役日本空军仍在阵前上空很活跃。利用夜晚，黄昏或黎明对我军进行大规模轰炸并攻击机场。衡阳市区燃起熊熊大火，成为一片焦土。日方认为“市街准备设施无法利用”是守军不得不放弃抵抗的主要原因。中美空军既不同日本空军空战，歼灭敌人的空军，阻止敌人的轰炸。也不在衡阳上空盘旋，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火力打击，配合守军的战斗。他们每次扔完炸弹就匆匆飞走，出现了美中空军和日本空军你来我往，你炸你的目标，我炸我的目标的奇怪场面。7月1日日军夜袭芷江美军基地，“击破飞机51架”。7月13日日军攻击桂林又“击破飞机89架”。从此中美空军进入“大混乱模样”。战役末期日军飞机进驻衡阳和广州机场。8月初从汉口起飞数度袭击桂林和柳州基地。

美中空军以缅甸战场为重点，投入国内战场过晚过少，支援不力。首先他们没有在会战之初趁日军部队的集结和开进给他们重大打击。其次因为防守后方各大城市，及中国印度空军基地以及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他们没有从全部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尤其没有能和地面上的国军有密切的配合。日方称美空军朝夕飞临衡阳，在当中留出至大间隙，容其充分执行“步炮飞协同”。7月中旬日116师团133连队攻击衡阳西南的萧家山高地。反复攻击不能奏效，损失惨重，尸横遍野。7月16日午后4：05日军“40多架飞机的大编队悠悠在衡阳上空盘旋一周后开始轮流俯冲轰炸。一时萧家山笼罩在烟罩之下，土沙木片飞散”。最后一机俯冲时，日地面部队已开始动作。至夜晚10点完成占领。”而日军侦察机也没有受到限制的模样。8月1日和2日日本11军长横山勇中将乘侦察机3架安然飞抵衡阳。陈纳德请求将在华B-29空中堡垒用于湖南战场却被华盛顿当局拒绝。

湘豫桂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什么腐败。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腐败”的国民政府在东线的湘豫桂战场失利的同时却在西线的缅甸战场取得辉煌的胜利，全歼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重创其第二、第三十三两个师团，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重大胜利。又为什么在湘豫桂战役之后仅仅三个月就取得湘西会战的大捷？日方坦白承认：湘西会战“我军伤亡总数26516人，损害惨重，5月9日被迫放弃攻势。”以前日方就算是失败也从没有过这样坦白的自承。

湘豫桂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中国是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非现代化军队与日本20世纪的战争机器相抗衡。

请看1937年7月前日中国力比率（日前中后） 
工业产值 4.4:1 
陆军人数1.2:1（中国包括.三个师） 
空军飞机数8.6:1 
海军舰艇吨位32.2:1 
其余：日本汽车产量9500辆，造舰能力52422吨，坦克330辆，飞机1580架，大口径炮744门。中国皆为0。 

同月日中陆军实力比较（单位日本为师团中国为师，日前中后） 
人数21945：11000 
步骑马枪9476：3800 
掷弹筒576：243 
轻机枪541：274 
重机枪104：54 
野山榴弹炮64：16 
团营炮44：30 
战车（坦克）24：0 

而到1944年日本通过侵略和动员，此时的实力比抗战爆发前大大扩充。
而我国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大量人员伤亡，工矿交通基础设施大部分被日军侵占或破坏，大片国土沦陷，实力已经大大不如抗战爆发前。双方实力对比更加悬殊。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从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长江下游等处抽调兵力，总计动员兵力51万人，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超过日俄战争动员两倍，日军称之为“旷古之大作战”。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在湘桂地区使用兵力超过36万。其部分兵力抽调自最精锐的关东军，炮兵补充来自于日本本土。整个空军经过改组，大部分飞机来自于满洲。作战准备的彻底无可比拟。飞机补充每月50架，航空油料足够半年之用，空军弹药足够两年之用。日军兵站后勤，如使用马匹6万7千头，铁道部队、汽车部队和水上勤务队或来自本土或调自满洲。日军11军9个师团就准备军需品13万吨。征用民船2500艘，输送量1万吨。粮草有足够4个月的准备。军用物品自汽车到军靴都可在战场修理。国军后勤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交通工具缺乏，丧失机动力，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沿海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所有陆地国际交通完全被切断。抗战后期后方的运输全靠汽车。43年能够在各干线行驶的汽车只有123辆。而1辆汽车只能运载2-3吨的物资。200辆汽车还抵不上一个火车头的运输量，而轮船火车大部分在日军掌握之中。

经济薄弱，物资缺乏。本来中国工业已经落后，内地工厂数目只占全国6%。发电量只占全国4%。1944年只产钢1万吨，实在难与日本相比。白修德在书中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枪子弹1500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分得4发。医药和医护人员两缺，士兵在战场上得不到及时救护，死伤率居高不下。士兵没有牙刷、肥皂、毛巾、手纸、鞋袜。草鞋靠士兵自己编织。一套衣服要穿三四年。一半衣服要靠部队自己解决。一段时间内士兵甚至没有换洗衣服。吃饭只能吃够，不能吃饱而且营养不良。衣衫褴褛赤足草鞋成为国军士兵的标准装束。

日军在战斗中火力仍占优势。双方火力之差简直无法形容。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日军一个师团附以特种兵和后续部队可能多至25000人，而每师团并军属部队经师团拆分可多至40000人。而国军编制每师一万人，但一般缺员一师不过六七千赤足孱弱的士兵。国军全部300个师，仅有步枪100万只，兵器落后，弹药缺乏。白修德的实地采访说：“一群一堆的中国士兵守着生锈的机枪或擦拭陈旧的步枪。日军总是在村庄里200-300人一处，有轻炮支援。任何一处中国兵和日本兵都是5：1。可是日军全有轻重机枪和野炮。任何中国士兵想要通过开阔地一两里的地方接近日军总会被敌人火力击倒。这样的火力此方无法压制。” 

此外日军装备有强大的“机甲军”。如奉命南下参加河南会战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之战车第6旅团及师团各直属部队。由战车第13联队（联队长：粟栖英之助中佐）、战车第17联队（联队长：渡边谦太郎大佐）、搜索队（队长：福岛甚三郎中佐）机动步兵第3联队（联队长：吉松喜三大佐）、机动炮兵第3联队、机动工兵联队、速射炮队和防空队组成。每个战车联队均由一个九五式轻战车中队，三个九七改中战车中队，一个九七式中战车中队和整备中队组成；每个战车联队有各类战车73辆，其他车辆27辆。搜索队由两个轻战车中队、一个中战车中队、一个乘车中队和整备队组成；。机动步兵第3联队下辖3个部队大队（每大队有三个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一个联队直属的炮兵中队（41式75MM山炮）和整备中队，全联队约有900人，配属战车22辆，各类车辆280辆。机动炮兵第3联队由一个机动野炮大队（90式75MM野炮12门）、一个机动榴弹炮大队（91式100MM榴弹炮12门）和整备中队组成。速射炮装备的则是一式47MM反坦克炮（对战车炮或称战防炮）。战车第三师团之机动炮兵第三联队装备的均为自行火炮。其机动野炮大队装备的为一式炮战车，又称一式75MM自走炮。以九七式中战车底盘搭载九零式野炮。一式炮战车乘员5人，装备九零式75MM野炮一门，携弹54发，时速38KM/H。战车第三师团机动炮兵第三联队机动榴炮大队装备的是一式10CM自走炮，与一式炮战车一样，该战车样车同样采用九七式战车底盘，搭载九一式105MM榴弹炮。战车第三师团装备的中战车为九七式中战车和九七改中战车。九七式中战车，乘员4人，装备九七式57MM炮一门，另有九七式7.7MM机枪两挺。九七改中战车，乘员4人，装备有一式47MM战车炮一门，另有7.7MM机枪两挺。

在这次会战中日军集中使用两个联队以上的第6旅团战车部队(约190辆坦克)集中突击。快速穿插到国军侧后，以达到合围国军主力汤恩伯兵团的目的。同时该坦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对古城洛阳等城市的攻坚战，日军坦克集群的强大火力和机动性是几乎没有任何阻挡战车的武器的国军难以抵御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从许昌经临汝快速穿插到洛阳南龙门。5月10日，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推进到洛阳以南东西一线，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投入步兵强渡洛河，同时集中战车装甲车近百辆，轰击对岸守军阵地。94师的四门战防炮在一天之内就被日军摧毁两门，剩下的两门到入夜时分也将炮弹耗尽。至此洛阳守军已经没有任何专门的反坦克武器。从5月11日到5月23日日军以坦克掩护步兵不断向洛阳发起进攻。5月24日，日军开始总攻击晚三时二十分，下午一时日军炮兵向洛阳城区炮击，半日内发射炮弹八千余发。当天下午，战车第三师团工兵队连续爆破，将外壕陡壁炸成斜坡并炸开了城墙。战车第十三联队的十余辆战车自此率先突入洛阳城内，日军步兵紧随其后。在城内构筑的壕沟与墙壁，对于阻止日军步兵前进可能会发挥作用，但下午日军战车突进城区后，这些重达20吨的中战车只需要在壕沟边来回几个来回，就可以将壕沟边缘沙土压下去，再向前冲撞临时堆积起来的墙壁，塌下来的沙土和麻袋就成了垫路的土料，这样日军战车很快就可以冲过去。日军战车五十多辆，“驰逐街衢，无法遏止”。到傍晚，日军战车经过北大街前进到市中心十字街口，守军15军的各级指挥系统这时被日军隔绝。这样洛阳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钢铁群兽搏战14昼夜，仍不免失利的结局。

日军训练与素质更比我军占优势。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
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部队大量缺员，补充新兵在体力和智力讲，不堪教练。恶性通货膨胀使士兵军饷等于没有。征集新兵的对象始终是农村最下层。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训练的结果“攻击时不免蜂屯蚁附死伤惨重。战败退却时则各自逃命，作鸟兽散。”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
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
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加上弹药缺乏，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
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
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
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很多国军部队战斗动作生疏；实弹射击演习很少，以致士
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无须讳言，湘豫桂战役失败的另一原因是我方用兵的失误。国军部署失当，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

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
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
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但是如前所述，敌之兵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攻占。薛岳7月6日呈蒋电，敌军（38师团、54师团、68师团一部）人数与长沙第四军比例为3：1。衡阳保卫战日军最初展开两个师团攻城（68师团和116师团）。第二次攻击又投入一个师团（58师团）。再以一个师团（40师团）阻击援军。湘江之东一个师团（13师团）计划助攻并赋予炮兵支援。11军直属炮兵也参加战斗（100mm加农炮和150mm榴弹炮）并有化学部队等。总兵力敌我比例为5：1 到6：1。

谎言6：“第9战区本企图调集各路援兵，增援衡阳，并拟在衡阳与日军决战，但各路援兵竟未有一个部队到达解围。万余守军向日军投降。”

又在胡说！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和江西
萍乡、莲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宁乡、湘乡、永丰），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10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
。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中日军队围绕争夺衡阳，在湖南中部、东部作战，
连同衡阳保卫战、衡阳解围战和茶陵反攻战、双峰作战共四个战役。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
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国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
地区攻击敌人。参战各军也未停止8月2日开始的攻势作战。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历时70余天的茶陵反攻战至9月初告终，长衡会战才告结束。根据日本方面的数字，8月20日之后日军战史称日军又伤亡9000多人。

实际上解围部队进行了拼死苦战：100军挺进到离衡阳市区仅10里。62军等部队攻进衡阳近郊区，与日军激战近10天。并曾一度攻占衡阳火车西站。日军40师团234连队纪录：“7月31日，8月2日敌我进入近战格斗，阵线纷乱。连队激战8日后死伤惨重。有的部队因为弹药用尽，只能用石块向重庆军投掷。阵地被重庆军（62军）突破时，只得集合马夫通讯兵等反击。连队所遇危急而得不到援兵的情形可比日俄战争中的本溪湖会战。”白修德在采访记录中写到英勇作战的62军的装备：“中国兵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扛着步枪。。。每人有2颗手榴弹。师有2门七五山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附有炮弹200发，发射起来象守财奴算着金币样的吝啬”。

我军仅有的一点坦克也仓促投入战斗:国军48师142团6辆t-26b配属46军（黎行恕）新19师（蒋雄）沿湘桂路东进.日方资料称：“在这次战斗的末期（8月7日），重庆军最后终于拿出了王牌,反复出动战车企图冲破阵地…战车沿衡阳的公路从三塘方向接近二塘，有突破阵地的企图。40师团234连队侯至350米的近距离以速射炮射击，使前面2辆不动，其余则向公路逃去。”国军坦克兵后把被击坏的2辆坦克拼死拖回。在不利地形下即没有空军和炮兵掩护，也没有步兵有效协同，轻型坦克是无法突破敌人坚固的反坦克阵地的。当时坦克部队被阻止的二塘离衡阳市区不过5公里之遥。

战前全部衡阳守军17000人。衡阳失守时还剩2000人，加失去战斗力的伤兵6000人，一共不足8000人。请问到那里去找革命同志所说的万余守军向日军投降呢？第10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然而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

 抗日战争中我方失利的湘豫桂战役是几十年来直到今天津津乐道的话题，不遗余力攻击民国政府的炮弹和法宝。湘豫桂战役的真相真正如何呢？让我们拨开某方强加在湘豫桂战役上的迷雾和脏水。

谎言1：“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军事实力”

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单在湖南战场近40万国军兵力
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重大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 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 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日军伤亡数字出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71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3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湖南战场上的长衡会战是八年抗战中敌人损失最为惨重的会战。开战不到一个月的6月20日，日军自己公布的损失就有9100名。尤其是会战后期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10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 “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单在这次战役，日军承认的伤亡就有19286人，军官798人，死旅团长1，伤师团长1。比如日军116师团120联队联队长阵亡，大队长两死一伤；133联队因为军官全部伤亡，各中队只能以士官指挥。日方资料数度提到攻入国军阵地的日军全员覆没。凡此均说明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对比凇沪会战，日军伤亡4万多，而我军付出至少30万以上的惨重伤亡，全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而长衡会战日军损失更大，我方损失相对较少。为什么凇沪会战是积极抗战，长衡会战就变成消极抗日了呢？

请对比一下日军战史中记载的日军与某军作战的伤亡数字:
以该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算得上战役规模的百团大战为例, 日军在该地区主要兵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对八路军的作战中 “从8月20日到12月3日旅团战死276名，其中8月60名，9月142名、10月62名、11月8名、12月4名。在共军攻势时期，损失虽很大，但并不象中共方面所宣传的那样。”（见《华北治安战》第315页）

再看在该军与日军战斗“最残酷最激烈”的1942年日军的伤亡数字和战果（根据《华北治安战》），供各位参考：
冀鲁豫“九二七”大扫荡 日军战死9人，伤72人；八路军遗尸1252具，被俘1250人。
冀南“四二九”扫荡 日军死46人，伤152人；八路军遗尸2200具，被俘780人；高树勋军遗尸4127具，被俘2350人。（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参加实际作战的国军高树勋部约1.7万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约7000人。）
冀中“五一”大扫荡 日军战死161人（其中军官9名），伤323人（其中军官14名）；八路
军遗尸9098具，被俘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
冀东秋季扫荡 日军战死221人，伤91人；八路军遗尸2337具，被俘14479人，投降612人。

实际上某军的损失远比日军估计的要大的多，比如冀南“四二九”扫荡，日军说“八路军遗尸2200具，被俘780人”。而某军自己的统计数字称：仅八路军正规部队就损失一万多人，地方党政干部损失五六千人，大部分根据地沦陷。

还值得指出的是和该军交战的日军无论装备编制还是兵员素质都只是二三流的日军后方守备部队。
两相对比，究竟国军是不是消极抗日？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谎言2：“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在日军长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作长时间准备时没有察觉，在日军发起进攻后又对日军进攻的规模和意图判断错误，致使部队仓促应战。”

胡说！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
。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作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
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
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4月6日，
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 [日军“一号作战”于4
月17日在河南打响]4月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5月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
，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
师团。这一情报显然是准确的。 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
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
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 [1
0] 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 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
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
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
，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军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要
图。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
粤汉路的情报。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5月26日，
日军发动湖南会战 ]
　　

谎言3：“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积极反共。国民党把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共产党，其中把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即使在豫湘桂战场国民党军连连惨败，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也不及时把这些部队调往抗日战场。”

国军对某方趁日军进攻之机攻击国军进行军事扩张的监视和防范，确然存在。日军抽调了大部分后方兵力投入一号作战而使濒临绝境的某军复苏。但是该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攻后方的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反而兴风作浪，利用国军的失利诋毁国民政府。该方领导人曾以戏虐口气于电报里谈起国军数百官太太被日军掳获，幸灾乐祸。笔者不禁要请问该方，难道阶级仇真是大于民族恨吗？难道国军不是中国军吗，难道国统区不是中国吗，难道国军家属被日军淫辱贵军就这么高兴了吗？同时该方派遣大批兵力组成“南下支队”大规模进攻敌后国军扩张地盘，牵制抵抗日军的国军兵力。该方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向东南沿海发展。该方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12月5日，苏中成立了南下司令部。粟裕、叶飞率领以16000人的精锐主力部队部跃进江南，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据粟裕回忆录称，南下部队装备精良，每连装备3门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成立了装备82毫米迫击炮的炮兵连。自制小钢炮500门、炮弹5000发。该军火力在与国军作战中占优，分4阶段歼灭国军过万。国军李觉所部数万人被牵制，不能投入抗日战场。

胡宗南在陕西的部队： 

第一军、第16军、第90军、第76军、第42军、第71军、第27军、第12军新7军、骑
兵师。

根据蒋的16字方针，胡以主力第34集团军守卫黄河河防，第1军，以第1师防守潼
关，第78师与167师控制华阴、华县之间，第16军担任朝邑至宜川以东河防；第90军
控制韩城一线；另以27、36、76军为机动部队，不久27军开往中条山；42军驻防
甘肃；以陕西、甘肃地方保安旅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但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真正来说，胡的布防还是以防御倭寇为主的。说胡在陕西主要防备中共实在是污人清白。

胡宗南部队不抗日吗？事实恰恰相反：
1939年冬，倭寇进攻第2战区（山西），胡命令90军入晋参战。在1940年夏90军61师
收复侯马，109师收复河津、53师收复汾城。
1940年6月，倭寇再次进犯太行山区，胡命令27军、80军渡黄河入晋作战。刘进的27军在太行山区坚苦卓绝坚持抗战3年多。
1941年5月，倭寇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紧张时胡又再次命令76军、第1军
167师出潼关进入灵宝一线增援作战。 
1941年10月倭寇占领中条山后以优势兵力进攻黄河东岸的龙门山，威逼黄河河防
。防守禹门口的胡16军预1师第2团与倭寇激战2昼夜，后因为倭寇火力强大，团长
又负重伤，不得已退过黄河，胡急电预1师师长亲自率领3团强渡黄河夺回阵地，
可在部队半渡时倭寇枪炮如雨，伤亡惨重，被迫退回。
1942年2月除夕，胡还是派109师乘黄河冰冻之机强渡黄河，奇袭了禹门口日军阵地 

1944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为了彻底击溃1战区部队，打击8战区部队，命令日12军一部与第1军进行灵宝作战。在中原会战的战况最为激烈时刻，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东出潼关，沉重打击了进犯日军，取得了灵宝大捷，使日军不敢继续进犯，挽回了中国军队在河南的颓势。胡在指挥上的决心、果敢与灵活、部队官兵勇敢顽强的作战与奋斗牺牲精神、保证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而倭寇也在电报中哀叹：“……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山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凡此种种都说明某方宣传的虚假。

所谓“围困封锁”陕甘宁边区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这一点从边区的“土特产”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国统区，换回“鼓鼓的钱袋”（该方领导人邓发同志语）就可见一斑。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XX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跑一趟，使我确信XX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XX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策略，跟毛XX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不过是他在权利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最后，胡宗南的部队也并不是某方所说的“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国军。当时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国军当属驻印军（约5个师）和云南远征军（12个师）。其次训练较好的是9战区的第10军和74军，6战区的18军。给养和装备较好的是最高统帅部直辖的预备队第5军。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无论训练、给养还是装备也许比一般国军强，和上述部队相比还有差距。

谎言4：“由于国民党自战争相持阶段以后，长期奉行避战、观战政策，使部队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大大下降。”

恰恰相反，在湖南战场上，国军和日军在中国的野战军主力长期反复较量。进入相持阶段
以后，国军相继取得了常德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抵抗信心高涨。日军如果不从日本本土、满洲、华北、长江下游等地抽调大量兵力，单凭中国派遣军的野战兵力万难在此次战役中取胜。

谎言5：“这一阶段国民党军由于得到外援，装备本已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和美国的空军已对日本在华空军占有制空权。失败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造成。”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谎言直到今天还在被某方不断重复。在官方学者国防大学某教授的抗战胜利60周年网上座谈中，该学者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一谎言。并向网友公开挑战说，如果说他说谎，请拿出证据来。那么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豫湘桂战场上的国军装备并没有任何改善。由于滇缅交通线被日军占据，物资只能依靠无比艰险损失巨大的“驼峰”空运。到1944年上半年印度空运来华物资不过每月一万吨到一万两千吨，缅甸战役打响后来华物资数目还有所下降。其中物资大部分用于空军。用于陆军者不到2000吨，内中数百吨为制造轻兵器的原料，交兵工厂。剩下的1000多吨全部交云南远征军。1944年装备美械的部队只有驻印军和云南远征军的部分部队，豫湘桂战役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通滇缅交通线，没有增援豫湘桂战场。蒋介石1944年10月9日致罗斯福电：“史将军置中国东南成败于不顾。甚至在已经运入中国云南的租借武器也断而不发，以至中国遭受不利的形势。阁下应该知道在本年6月之前，中国内地的全部军队除云南的远征军以外，没有租借案的一枪一炮。”

其次中美空军并没有掌握制空权。可能中美空军稍占优势，但两方空军实力大致相等。彼此空军主动的飞机都在200架左右。日方称中美空军有飞机520架（美机340，中美混合部队100，重庆空军80）。日军第5航空军可能出动机为230架。但日军较能争取主动。自开设第五航空军司令部以来，“以主力对华中华南以及西南志那米空军扑捉歼灭从事”。44年5月先后空袭衡阳、零陵以及遂川的美空军基地。长衡会战开始就轰炸长沙的无线电台和军事设施。在汩水曾将满载国军兵员器材的舟艇击沉，并积极地配合陆军作战，猛烈袭击我军行军纵队。6月18日日机30多架轰炸扫射长沙。衡阳战役日本空军仍在阵前上空很活跃。利用夜晚，黄昏或黎明对我军进行大规模轰炸并攻击机场。衡阳市区燃起熊熊大火，成为一片焦土。日方认为“市街准备设施无法利用”是守军不得不放弃抵抗的主要原因。中美空军既不同日本空军空战，歼灭敌人的空军，阻止敌人的轰炸。也不在衡阳上空盘旋，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火力打击，配合守军的战斗。他们每次扔完炸弹就匆匆飞走，出现了美中空军和日本空军你来我往，你炸你的目标，我炸我的目标的奇怪场面。7月1日日军夜袭芷江美军基地，“击破飞机51架”。7月13日日军攻击桂林又“击破飞机89架”。从此中美空军进入“大混乱模样”。战役末期日军飞机进驻衡阳和广州机场。8月初从汉口起飞数度袭击桂林和柳州基地。

美中空军以缅甸战场为重点，投入国内战场过晚过少，支援不力。首先他们没有在会战之初趁日军部队的集结和开进给他们重大打击。其次因为防守后方各大城市，及中国印度空军基地以及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他们没有从全部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尤其没有能和地面上的国军有密切的配合。日方称美空军朝夕飞临衡阳，在当中留出至大间隙，容其充分执行“步炮飞协同”。7月中旬日116师团133连队攻击衡阳西南的萧家山高地。反复攻击不能奏效，损失惨重，尸横遍野。7月16日午后4：05日军“40多架飞机的大编队悠悠在衡阳上空盘旋一周后开始轮流俯冲轰炸。一时萧家山笼罩在烟罩之下，土沙木片飞散”。最后一机俯冲时，日地面部队已开始动作。至夜晚10点完成占领。”而日军侦察机也没有受到限制的模样。8月1日和2日日本11军长横山勇中将乘侦察机3架安然飞抵衡阳。陈纳德请求将在华B-29空中堡垒用于湖南战场却被华盛顿当局拒绝。

湘豫桂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什么腐败。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腐败”的国民政府在东线的湘豫桂战场失利的同时却在西线的缅甸战场取得辉煌的胜利，全歼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重创其第二、第三十三两个师团，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重大胜利。又为什么在湘豫桂战役之后仅仅三个月就取得湘西会战的大捷？日方坦白承认：湘西会战“我军伤亡总数26516人，损害惨重，5月9日被迫放弃攻势。”以前日方就算是失败也从没有过这样坦白的自承。

湘豫桂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中国是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非现代化军队与日本20世纪的战争机器相抗衡。

请看1937年7月前日中国力比率（日前中后） 
工业产值 4.4:1 
陆军人数1.2:1（中国包括.三个师） 
空军飞机数8.6:1 
海军舰艇吨位32.2:1 
其余：日本汽车产量9500辆，造舰能力52422吨，坦克330辆，飞机1580架，大口径炮744门。中国皆为0。 

同月日中陆军实力比较（单位日本为师团中国为师，日前中后） 
人数21945：11000 
步骑马枪9476：3800 
掷弹筒576：243 
轻机枪541：274 
重机枪104：54 
野山榴弹炮64：16 
团营炮44：30 
战车（坦克）24：0 

而到1944年日本通过侵略和动员，此时的实力比抗战爆发前大大扩充。
而我国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大量人员伤亡，工矿交通基础设施大部分被日军侵占或破坏，大片国土沦陷，实力已经大大不如抗战爆发前。双方实力对比更加悬殊。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从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长江下游等处抽调兵力，总计动员兵力51万人，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超过日俄战争动员两倍，日军称之为“旷古之大作战”。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在湘桂地区使用兵力超过36万。其部分兵力抽调自最精锐的关东军，炮兵补充来自于日本本土。整个空军经过改组，大部分飞机来自于满洲。作战准备的彻底无可比拟。飞机补充每月50架，航空油料足够半年之用，空军弹药足够两年之用。日军兵站后勤，如使用马匹6万7千头，铁道部队、汽车部队和水上勤务队或来自本土或调自满洲。日军11军9个师团就准备军需品13万吨。征用民船2500艘，输送量1万吨。粮草有足够4个月的准备。军用物品自汽车到军靴都可在战场修理。国军后勤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交通工具缺乏，丧失机动力，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沿海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所有陆地国际交通完全被切断。抗战后期后方的运输全靠汽车。43年能够在各干线行驶的汽车只有123辆。而1辆汽车只能运载2-3吨的物资。200辆汽车还抵不上一个火车头的运输量，而轮船火车大部分在日军掌握之中。

经济薄弱，物资缺乏。本来中国工业已经落后，内地工厂数目只占全国6%。发电量只占全国4%。1944年只产钢1万吨，实在难与日本相比。白修德在书中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枪子弹1500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分得4发。医药和医护人员两缺，士兵在战场上得不到及时救护，死伤率居高不下。士兵没有牙刷、肥皂、毛巾、手纸、鞋袜。草鞋靠士兵自己编织。一套衣服要穿三四年。一半衣服要靠部队自己解决。一段时间内士兵甚至没有换洗衣服。吃饭只能吃够，不能吃饱而且营养不良。衣衫褴褛赤足草鞋成为国军士兵的标准装束。

日军在战斗中火力仍占优势。双方火力之差简直无法形容。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日军一个师团附以特种兵和后续部队可能多至25000人，而每师团并军属部队经师团拆分可多至40000人。而国军编制每师一万人，但一般缺员一师不过六七千赤足孱弱的士兵。国军全部300个师，仅有步枪100万只，兵器落后，弹药缺乏。白修德的实地采访说：“一群一堆的中国士兵守着生锈的机枪或擦拭陈旧的步枪。日军总是在村庄里200-300人一处，有轻炮支援。任何一处中国兵和日本兵都是5：1。可是日军全有轻重机枪和野炮。任何中国士兵想要通过开阔地一两里的地方接近日军总会被敌人火力击倒。这样的火力此方无法压制。” 

此外日军装备有强大的“机甲军”。如奉命南下参加河南会战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之战车第6旅团及师团各直属部队。由战车第13联队（联队长：粟栖英之助中佐）、战车第17联队（联队长：渡边谦太郎大佐）、搜索队（队长：福岛甚三郎中佐）机动步兵第3联队（联队长：吉松喜三大佐）、机动炮兵第3联队、机动工兵联队、速射炮队和防空队组成。每个战车联队均由一个九五式轻战车中队，三个九七改中战车中队，一个九七式中战车中队和整备中队组成；每个战车联队有各类战车73辆，其他车辆27辆。搜索队由两个轻战车中队、一个中战车中队、一个乘车中队和整备队组成；。机动步兵第3联队下辖3个部队大队（每大队有三个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一个联队直属的炮兵中队（41式75MM山炮）和整备中队，全联队约有900人，配属战车22辆，各类车辆280辆。机动炮兵第3联队由一个机动野炮大队（90式75MM野炮12门）、一个机动榴弹炮大队（91式100MM榴弹炮12门）和整备中队组成。速射炮装备的则是一式47MM反坦克炮（对战车炮或称战防炮）。战车第三师团之机动炮兵第三联队装备的均为自行火炮。其机动野炮大队装备的为一式炮战车，又称一式75MM自走炮。以九七式中战车底盘搭载九零式野炮。一式炮战车乘员5人，装备九零式75MM野炮一门，携弹54发，时速38KM/H。战车第三师团机动炮兵第三联队机动榴炮大队装备的是一式10CM自走炮，与一式炮战车一样，该战车样车同样采用九七式战车底盘，搭载九一式105MM榴弹炮。战车第三师团装备的中战车为九七式中战车和九七改中战车。九七式中战车，乘员4人，装备九七式57MM炮一门，另有九七式7.7MM机枪两挺。九七改中战车，乘员4人，装备有一式47MM战车炮一门，另有7.7MM机枪两挺。

在这次会战中日军集中使用两个联队以上的第6旅团战车部队(约190辆坦克)集中突击。快速穿插到国军侧后，以达到合围国军主力汤恩伯兵团的目的。同时该坦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对古城洛阳等城市的攻坚战，日军坦克集群的强大火力和机动性是几乎没有任何阻挡战车的武器的国军难以抵御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从许昌经临汝快速穿插到洛阳南龙门。5月10日，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推进到洛阳以南东西一线，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投入步兵强渡洛河，同时集中战车装甲车近百辆，轰击对岸守军阵地。94师的四门战防炮在一天之内就被日军摧毁两门，剩下的两门到入夜时分也将炮弹耗尽。至此洛阳守军已经没有任何专门的反坦克武器。从5月11日到5月23日日军以坦克掩护步兵不断向洛阳发起进攻。5月24日，日军开始总攻击晚三时二十分，下午一时日军炮兵向洛阳城区炮击，半日内发射炮弹八千余发。当天下午，战车第三师团工兵队连续爆破，将外壕陡壁炸成斜坡并炸开了城墙。战车第十三联队的十余辆战车自此率先突入洛阳城内，日军步兵紧随其后。在城内构筑的壕沟与墙壁，对于阻止日军步兵前进可能会发挥作用，但下午日军战车突进城区后，这些重达20吨的中战车只需要在壕沟边来回几个来回，就可以将壕沟边缘沙土压下去，再向前冲撞临时堆积起来的墙壁，塌下来的沙土和麻袋就成了垫路的土料，这样日军战车很快就可以冲过去。日军战车五十多辆，“驰逐街衢，无法遏止”。到傍晚，日军战车经过北大街前进到市中心十字街口，守军15军的各级指挥系统这时被日军隔绝。这样洛阳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钢铁群兽搏战14昼夜，仍不免失利的结局。

日军训练与素质更比我军占优势。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
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部队大量缺员，补充新兵在体力和智力讲，不堪教练。恶性通货膨胀使士兵军饷等于没有。征集新兵的对象始终是农村最下层。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训练的结果“攻击时不免蜂屯蚁附死伤惨重。战败退却时则各自逃命，作鸟兽散。”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
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
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加上弹药缺乏，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
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
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
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很多国军部队战斗动作生疏；实弹射击演习很少，以致士
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无须讳言，湘豫桂战役失败的另一原因是我方用兵的失误。国军部署失当，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

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
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
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但是如前所述，敌之兵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攻占。薛岳7月6日呈蒋电，敌军（38师团、54师团、68师团一部）人数与长沙第四军比例为3：1。衡阳保卫战日军最初展开两个师团攻城（68师团和116师团）。第二次攻击又投入一个师团（58师团）。再以一个师团（40师团）阻击援军。湘江之东一个师团（13师团）计划助攻并赋予炮兵支援。11军直属炮兵也参加战斗（100mm加农炮和150mm榴弹炮）并有化学部队等。总兵力敌我比例为5：1 到6：1。

谎言6：“第9战区本企图调集各路援兵，增援衡阳，并拟在衡阳与日军决战，但各路援兵竟未有一个部队到达解围。万余守军向日军投降。”

又在胡说！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和江西
萍乡、莲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宁乡、湘乡、永丰），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10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
。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中日军队围绕争夺衡阳，在湖南中部、东部作战，
连同衡阳保卫战、衡阳解围战和茶陵反攻战、双峰作战共四个战役。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
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国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
地区攻击敌人。参战各军也未停止8月2日开始的攻势作战。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历时70余天的茶陵反攻战至9月初告终，长衡会战才告结束。根据日本方面的数字，8月20日之后日军战史称日军又伤亡9000多人。

实际上解围部队进行了拼死苦战：100军挺进到离衡阳市区仅10里。62军等部队攻进衡阳近郊区，与日军激战近10天。并曾一度攻占衡阳火车西站。日军40师团234连队纪录：“7月31日，8月2日敌我进入近战格斗，阵线纷乱。连队激战8日后死伤惨重。有的部队因为弹药用尽，只能用石块向重庆军投掷。阵地被重庆军（62军）突破时，只得集合马夫通讯兵等反击。连队所遇危急而得不到援兵的情形可比日俄战争中的本溪湖会战。”白修德在采访记录中写到英勇作战的62军的装备：“中国兵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扛着步枪。。。每人有2颗手榴弹。师有2门七五山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附有炮弹200发，发射起来象守财奴算着金币样的吝啬”。

我军仅有的一点坦克也仓促投入战斗:国军48师142团6辆t-26b配属46军（黎行恕）新19师（蒋雄）沿湘桂路东进.日方资料称：“在这次战斗的末期（8月7日），重庆军最后终于拿出了王牌,反复出动战车企图冲破阵地…战车沿衡阳的公路从三塘方向接近二塘，有突破阵地的企图。40师团234连队侯至350米的近距离以速射炮射击，使前面2辆不动，其余则向公路逃去。”国军坦克兵后把被击坏的2辆坦克拼死拖回。在不利地形下即没有空军和炮兵掩护，也没有步兵有效协同，轻型坦克是无法突破敌人坚固的反坦克阵地的。当时坦克部队被阻止的二塘离衡阳市区不过5公里之遥。

战前全部衡阳守军17000人。衡阳失守时还剩2000人，加失去战斗力的伤兵6000人，一共不足8000人。请问到那里去找革命同志所说的万余守军向日军投降呢？第10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然而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

 抗日战争中我方失利的湘豫桂战役是几十年来直到今天津津乐道的话题，不遗余力攻击民国政府的炮弹和法宝。湘豫桂战役的真相真正如何呢？让我们拨开某方强加在湘豫桂战役上的迷雾和脏水。

谎言1：“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军事实力”

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单在湖南战场近40万国军兵力
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重大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 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 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日军伤亡数字出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册，第71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3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湖南战场上的长衡会战是八年抗战中敌人损失最为惨重的会战。开战不到一个月的6月20日，日军自己公布的损失就有9100名。尤其是会战后期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10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 “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单在这次战役，日军承认的伤亡就有19286人，军官798人，死旅团长1，伤师团长1。比如日军116师团120联队联队长阵亡，大队长两死一伤；133联队因为军官全部伤亡，各中队只能以士官指挥。日方资料数度提到攻入国军阵地的日军全员覆没。凡此均说明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对比凇沪会战，日军伤亡4万多，而我军付出至少30万以上的惨重伤亡，全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而长衡会战日军损失更大，我方损失相对较少。为什么凇沪会战是积极抗战，长衡会战就变成消极抗日了呢？

请对比一下日军战史中记载的日军与某军作战的伤亡数字:
以该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算得上战役规模的百团大战为例, 日军在该地区主要兵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对八路军的作战中 “从8月20日到12月3日旅团战死276名，其中8月60名，9月142名、10月62名、11月8名、12月4名。在共军攻势时期，损失虽很大，但并不象中共方面所宣传的那样。”（见《华北治安战》第315页）

再看在该军与日军战斗“最残酷最激烈”的1942年日军的伤亡数字和战果（根据《华北治安战》），供各位参考：
冀鲁豫“九二七”大扫荡 日军战死9人，伤72人；八路军遗尸1252具，被俘1250人。
冀南“四二九”扫荡 日军死46人，伤152人；八路军遗尸2200具，被俘780人；高树勋军遗尸4127具，被俘2350人。（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参加实际作战的国军高树勋部约1.7万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约7000人。）
冀中“五一”大扫荡 日军战死161人（其中军官9名），伤323人（其中军官14名）；八路
军遗尸9098具，被俘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
冀东秋季扫荡 日军战死221人，伤91人；八路军遗尸2337具，被俘14479人，投降612人。

实际上某军的损失远比日军估计的要大的多，比如冀南“四二九”扫荡，日军说“八路军遗尸2200具，被俘780人”。而某军自己的统计数字称：仅八路军正规部队就损失一万多人，地方党政干部损失五六千人，大部分根据地沦陷。

还值得指出的是和该军交战的日军无论装备编制还是兵员素质都只是二三流的日军后方守备部队。
两相对比，究竟国军是不是消极抗日？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谎言2：“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在日军长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作长时间准备时没有察觉，在日军发起进攻后又对日军进攻的规模和意图判断错误，致使部队仓促应战。”

胡说！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
。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作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
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
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4月6日，
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 [日军“一号作战”于4
月17日在河南打响]4月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5月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
，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
师团。这一情报显然是准确的。 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
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
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 [1
0] 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 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
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
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
，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军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要
图。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
粤汉路的情报。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5月26日，
日军发动湖南会战 ]
　　

谎言3：“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积极反共。国民党把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共产党，其中把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即使在豫湘桂战场国民党军连连惨败，战况最为激烈的时候，也不及时把这些部队调往抗日战场。”

国军对某方趁日军进攻之机攻击国军进行军事扩张的监视和防范，确然存在。日军抽调了大部分后方兵力投入一号作战而使濒临绝境的某军复苏。但是该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攻后方的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反而兴风作浪，利用国军的失利诋毁国民政府。该方领导人曾以戏虐口气于电报里谈起国军数百官太太被日军掳获，幸灾乐祸。笔者不禁要请问该方，难道阶级仇真是大于民族恨吗？难道国军不是中国军吗，难道国统区不是中国吗，难道国军家属被日军淫辱贵军就这么高兴了吗？同时该方派遣大批兵力组成“南下支队”大规模进攻敌后国军扩张地盘，牵制抵抗日军的国军兵力。该方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向东南沿海发展。该方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12月5日，苏中成立了南下司令部。粟裕、叶飞率领以16000人的精锐主力部队部跃进江南，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据粟裕回忆录称，南下部队装备精良，每连装备3门52毫米小炮，营成立了装备73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机炮连，团成立了装备82毫米迫击炮的炮兵连。自制小钢炮500门、炮弹5000发。该军火力在与国军作战中占优，分4阶段歼灭国军过万。国军李觉所部数万人被牵制，不能投入抗日战场。

胡宗南在陕西的部队： 

第一军、第16军、第90军、第76军、第42军、第71军、第27军、第12军新7军、骑
兵师。

根据蒋的16字方针，胡以主力第34集团军守卫黄河河防，第1军，以第1师防守潼
关，第78师与167师控制华阴、华县之间，第16军担任朝邑至宜川以东河防；第90军
控制韩城一线；另以27、36、76军为机动部队，不久27军开往中条山；42军驻防
甘肃；以陕西、甘肃地方保安旅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但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真正来说，胡的布防还是以防御倭寇为主的。说胡在陕西主要防备中共实在是污人清白。

胡宗南部队不抗日吗？事实恰恰相反：
1939年冬，倭寇进攻第2战区（山西），胡命令90军入晋参战。在1940年夏90军61师
收复侯马，109师收复河津、53师收复汾城。
1940年6月，倭寇再次进犯太行山区，胡命令27军、80军渡黄河入晋作战。刘进的27军在太行山区坚苦卓绝坚持抗战3年多。
1941年5月，倭寇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紧张时胡又再次命令76军、第1军
167师出潼关进入灵宝一线增援作战。 
1941年10月倭寇占领中条山后以优势兵力进攻黄河东岸的龙门山，威逼黄河河防
。防守禹门口的胡16军预1师第2团与倭寇激战2昼夜，后因为倭寇火力强大，团长
又负重伤，不得已退过黄河，胡急电预1师师长亲自率领3团强渡黄河夺回阵地，
可在部队半渡时倭寇枪炮如雨，伤亡惨重，被迫退回。
1942年2月除夕，胡还是派109师乘黄河冰冻之机强渡黄河，奇袭了禹门口日军阵地 

1944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为了彻底击溃1战区部队，打击8战区部队，命令日12军一部与第1军进行灵宝作战。在中原会战的战况最为激烈时刻，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东出潼关，沉重打击了进犯日军，取得了灵宝大捷，使日军不敢继续进犯，挽回了中国军队在河南的颓势。胡在指挥上的决心、果敢与灵活、部队官兵勇敢顽强的作战与奋斗牺牲精神、保证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而倭寇也在电报中哀叹：“……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山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凡此种种都说明某方宣传的虚假。

所谓“围困封锁”陕甘宁边区也与历史事实不符。这一点从边区的“土特产”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国统区，换回“鼓鼓的钱袋”（该方领导人邓发同志语）就可见一斑。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XX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跑一趟，使我确信XX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XX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策略，跟毛XX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不过是他在权利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最后，胡宗南的部队也并不是某方所说的“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国军。当时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国军当属驻印军（约5个师）和云南远征军（12个师）。其次训练较好的是9战区的第10军和74军，6战区的18军。给养和装备较好的是最高统帅部直辖的预备队第5军。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无论训练、给养还是装备也许比一般国军强，和上述部队相比还有差距。

谎言4：“由于国民党自战争相持阶段以后，长期奉行避战、观战政策，使部队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大大下降。”

恰恰相反，在湖南战场上，国军和日军在中国的野战军主力长期反复较量。进入相持阶段
以后，国军相继取得了常德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抵抗信心高涨。日军如果不从日本本土、满洲、华北、长江下游等地抽调大量兵力，单凭中国派遣军的野战兵力万难在此次战役中取胜。

谎言5：“这一阶段国民党军由于得到外援，装备本已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和美国的空军已对日本在华空军占有制空权。失败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造成。”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谎言直到今天还在被某方不断重复。在官方学者国防大学某教授的抗战胜利60周年网上座谈中，该学者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一谎言。并向网友公开挑战说，如果说他说谎，请拿出证据来。那么历史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豫湘桂战场上的国军装备并没有任何改善。由于滇缅交通线被日军占据，物资只能依靠无比艰险损失巨大的“驼峰”空运。到1944年上半年印度空运来华物资不过每月一万吨到一万两千吨，缅甸战役打响后来华物资数目还有所下降。其中物资大部分用于空军。用于陆军者不到2000吨，内中数百吨为制造轻兵器的原料，交兵工厂。剩下的1000多吨全部交云南远征军。1944年装备美械的部队只有驻印军和云南远征军的部分部队，豫湘桂战役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通滇缅交通线，没有增援豫湘桂战场。蒋介石1944年10月9日致罗斯福电：“史将军置中国东南成败于不顾。甚至在已经运入中国云南的租借武器也断而不发，以至中国遭受不利的形势。阁下应该知道在本年6月之前，中国内地的全部军队除云南的远征军以外，没有租借案的一枪一炮。”

其次中美空军并没有掌握制空权。可能中美空军稍占优势，但两方空军实力大致相等。彼此空军主动的飞机都在200架左右。日方称中美空军有飞机520架（美机340，中美混合部队100，重庆空军80）。日军第5航空军可能出动机为230架。但日军较能争取主动。自开设第五航空军司令部以来，“以主力对华中华南以及西南志那米空军扑捉歼灭从事”。44年5月先后空袭衡阳、零陵以及遂川的美空军基地。长衡会战开始就轰炸长沙的无线电台和军事设施。在汩水曾将满载国军兵员器材的舟艇击沉，并积极地配合陆军作战，猛烈袭击我军行军纵队。6月18日日机30多架轰炸扫射长沙。衡阳战役日本空军仍在阵前上空很活跃。利用夜晚，黄昏或黎明对我军进行大规模轰炸并攻击机场。衡阳市区燃起熊熊大火，成为一片焦土。日方认为“市街准备设施无法利用”是守军不得不放弃抵抗的主要原因。中美空军既不同日本空军空战，歼灭敌人的空军，阻止敌人的轰炸。也不在衡阳上空盘旋，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火力打击，配合守军的战斗。他们每次扔完炸弹就匆匆飞走，出现了美中空军和日本空军你来我往，你炸你的目标，我炸我的目标的奇怪场面。7月1日日军夜袭芷江美军基地，“击破飞机51架”。7月13日日军攻击桂林又“击破飞机89架”。从此中美空军进入“大混乱模样”。战役末期日军飞机进驻衡阳和广州机场。8月初从汉口起飞数度袭击桂林和柳州基地。

美中空军以缅甸战场为重点，投入国内战场过晚过少，支援不力。首先他们没有在会战之初趁日军部队的集结和开进给他们重大打击。其次因为防守后方各大城市，及中国印度空军基地以及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他们没有从全部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尤其没有能和地面上的国军有密切的配合。日方称美空军朝夕飞临衡阳，在当中留出至大间隙，容其充分执行“步炮飞协同”。7月中旬日116师团133连队攻击衡阳西南的萧家山高地。反复攻击不能奏效，损失惨重，尸横遍野。7月16日午后4：05日军“40多架飞机的大编队悠悠在衡阳上空盘旋一周后开始轮流俯冲轰炸。一时萧家山笼罩在烟罩之下，土沙木片飞散”。最后一机俯冲时，日地面部队已开始动作。至夜晚10点完成占领。”而日军侦察机也没有受到限制的模样。8月1日和2日日本11军长横山勇中将乘侦察机3架安然飞抵衡阳。陈纳德请求将在华B-29空中堡垒用于湖南战场却被华盛顿当局拒绝。

湘豫桂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什么腐败。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腐败”的国民政府在东线的湘豫桂战场失利的同时却在西线的缅甸战场取得辉煌的胜利，全歼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重创其第二、第三十三两个师团，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重大胜利。又为什么在湘豫桂战役之后仅仅三个月就取得湘西会战的大捷？日方坦白承认：湘西会战“我军伤亡总数26516人，损害惨重，5月9日被迫放弃攻势。”以前日方就算是失败也从没有过这样坦白的自承。

湘豫桂战役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中国是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非现代化军队与日本20世纪的战争机器相抗衡。

请看1937年7月前日中国力比率（日前中后） 
工业产值 4.4:1 
陆军人数1.2:1（中国包括.三个师） 
空军飞机数8.6:1 
海军舰艇吨位32.2:1 
其余：日本汽车产量9500辆，造舰能力52422吨，坦克330辆，飞机1580架，大口径炮744门。中国皆为0。 

同月日中陆军实力比较（单位日本为师团中国为师，日前中后） 
人数21945：11000 
步骑马枪9476：3800 
掷弹筒576：243 
轻机枪541：274 
重机枪104：54 
野山榴弹炮64：16 
团营炮44：30 
战车（坦克）24：0 

而到1944年日本通过侵略和动员，此时的实力比抗战爆发前大大扩充。
而我国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大量人员伤亡，工矿交通基础设施大部分被日军侵占或破坏，大片国土沦陷，实力已经大大不如抗战爆发前。双方实力对比更加悬殊。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从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长江下游等处抽调兵力，总计动员兵力51万人，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超过日俄战争动员两倍，日军称之为“旷古之大作战”。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在湘桂地区使用兵力超过36万。其部分兵力抽调自最精锐的关东军，炮兵补充来自于日本本土。整个空军经过改组，大部分飞机来自于满洲。作战准备的彻底无可比拟。飞机补充每月50架，航空油料足够半年之用，空军弹药足够两年之用。日军兵站后勤，如使用马匹6万7千头，铁道部队、汽车部队和水上勤务队或来自本土或调自满洲。日军11军9个师团就准备军需品13万吨。征用民船2500艘，输送量1万吨。粮草有足够4个月的准备。军用物品自汽车到军靴都可在战场修理。国军后勤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交通工具缺乏，丧失机动力，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沿海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所有陆地国际交通完全被切断。抗战后期后方的运输全靠汽车。43年能够在各干线行驶的汽车只有123辆。而1辆汽车只能运载2-3吨的物资。200辆汽车还抵不上一个火车头的运输量，而轮船火车大部分在日军掌握之中。

经济薄弱，物资缺乏。本来中国工业已经落后，内地工厂数目只占全国6%。发电量只占全国4%。1944年只产钢1万吨，实在难与日本相比。白修德在书中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枪子弹1500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分得4发。医药和医护人员两缺，士兵在战场上得不到及时救护，死伤率居高不下。士兵没有牙刷、肥皂、毛巾、手纸、鞋袜。草鞋靠士兵自己编织。一套衣服要穿三四年。一半衣服要靠部队自己解决。一段时间内士兵甚至没有换洗衣服。吃饭只能吃够，不能吃饱而且营养不良。衣衫褴褛赤足草鞋成为国军士兵的标准装束。

日军在战斗中火力仍占优势。双方火力之差简直无法形容。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日军一个师团附以特种兵和后续部队可能多至25000人，而每师团并军属部队经师团拆分可多至40000人。而国军编制每师一万人，但一般缺员一师不过六七千赤足孱弱的士兵。国军全部300个师，仅有步枪100万只，兵器落后，弹药缺乏。白修德的实地采访说：“一群一堆的中国士兵守着生锈的机枪或擦拭陈旧的步枪。日军总是在村庄里200-300人一处，有轻炮支援。任何一处中国兵和日本兵都是5：1。可是日军全有轻重机枪和野炮。任何中国士兵想要通过开阔地一两里的地方接近日军总会被敌人火力击倒。这样的火力此方无法压制。” 

此外日军装备有强大的“机甲军”。如奉命南下参加河南会战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之战车第6旅团及师团各直属部队。由战车第13联队（联队长：粟栖英之助中佐）、战车第17联队（联队长：渡边谦太郎大佐）、搜索队（队长：福岛甚三郎中佐）机动步兵第3联队（联队长：吉松喜三大佐）、机动炮兵第3联队、机动工兵联队、速射炮队和防空队组成。每个战车联队均由一个九五式轻战车中队，三个九七改中战车中队，一个九七式中战车中队和整备中队组成；每个战车联队有各类战车73辆，其他车辆27辆。搜索队由两个轻战车中队、一个中战车中队、一个乘车中队和整备队组成；。机动步兵第3联队下辖3个部队大队（每大队有三个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一个联队直属的炮兵中队（41式75MM山炮）和整备中队，全联队约有900人，配属战车22辆，各类车辆280辆。机动炮兵第3联队由一个机动野炮大队（90式75MM野炮12门）、一个机动榴弹炮大队（91式100MM榴弹炮12门）和整备中队组成。速射炮装备的则是一式47MM反坦克炮（对战车炮或称战防炮）。战车第三师团之机动炮兵第三联队装备的均为自行火炮。其机动野炮大队装备的为一式炮战车，又称一式75MM自走炮。以九七式中战车底盘搭载九零式野炮。一式炮战车乘员5人，装备九零式75MM野炮一门，携弹54发，时速38KM/H。战车第三师团机动炮兵第三联队机动榴炮大队装备的是一式10CM自走炮，与一式炮战车一样，该战车样车同样采用九七式战车底盘，搭载九一式105MM榴弹炮。战车第三师团装备的中战车为九七式中战车和九七改中战车。九七式中战车，乘员4人，装备九七式57MM炮一门，另有九七式7.7MM机枪两挺。九七改中战车，乘员4人，装备有一式47MM战车炮一门，另有7.7MM机枪两挺。

在这次会战中日军集中使用两个联队以上的第6旅团战车部队(约190辆坦克)集中突击。快速穿插到国军侧后，以达到合围国军主力汤恩伯兵团的目的。同时该坦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对古城洛阳等城市的攻坚战，日军坦克集群的强大火力和机动性是几乎没有任何阻挡战车的武器的国军难以抵御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从许昌经临汝快速穿插到洛阳南龙门。5月10日，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推进到洛阳以南东西一线，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投入步兵强渡洛河，同时集中战车装甲车近百辆，轰击对岸守军阵地。94师的四门战防炮在一天之内就被日军摧毁两门，剩下的两门到入夜时分也将炮弹耗尽。至此洛阳守军已经没有任何专门的反坦克武器。从5月11日到5月23日日军以坦克掩护步兵不断向洛阳发起进攻。5月24日，日军开始总攻击晚三时二十分，下午一时日军炮兵向洛阳城区炮击，半日内发射炮弹八千余发。当天下午，战车第三师团工兵队连续爆破，将外壕陡壁炸成斜坡并炸开了城墙。战车第十三联队的十余辆战车自此率先突入洛阳城内，日军步兵紧随其后。在城内构筑的壕沟与墙壁，对于阻止日军步兵前进可能会发挥作用，但下午日军战车突进城区后，这些重达20吨的中战车只需要在壕沟边来回几个来回，就可以将壕沟边缘沙土压下去，再向前冲撞临时堆积起来的墙壁，塌下来的沙土和麻袋就成了垫路的土料，这样日军战车很快就可以冲过去。日军战车五十多辆，“驰逐街衢，无法遏止”。到傍晚，日军战车经过北大街前进到市中心十字街口，守军15军的各级指挥系统这时被日军隔绝。这样洛阳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钢铁群兽搏战14昼夜，仍不免失利的结局。

日军训练与素质更比我军占优势。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
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部队大量缺员，补充新兵在体力和智力讲，不堪教练。恶性通货膨胀使士兵军饷等于没有。征集新兵的对象始终是农村最下层。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训练的结果“攻击时不免蜂屯蚁附死伤惨重。战败退却时则各自逃命，作鸟兽散。”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
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
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加上弹药缺乏，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
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
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
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很多国军部队战斗动作生疏；实弹射击演习很少，以致士
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无须讳言，湘豫桂战役失败的另一原因是我方用兵的失误。国军部署失当，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

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
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
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但是如前所述，敌之兵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攻占。薛岳7月6日呈蒋电，敌军（38师团、54师团、68师团一部）人数与长沙第四军比例为3：1。衡阳保卫战日军最初展开两个师团攻城（68师团和116师团）。第二次攻击又投入一个师团（58师团）。再以一个师团（40师团）阻击援军。湘江之东一个师团（13师团）计划助攻并赋予炮兵支援。11军直属炮兵也参加战斗（100mm加农炮和150mm榴弹炮）并有化学部队等。总兵力敌我比例为5：1 到6：1。

谎言6：“第9战区本企图调集各路援兵，增援衡阳，并拟在衡阳与日军决战，但各路援兵竟未有一个部队到达解围。万余守军向日军投降。”

又在胡说！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和江西
萍乡、莲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宁乡、湘乡、永丰），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10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
。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中日军队围绕争夺衡阳，在湖南中部、东部作战，
连同衡阳保卫战、衡阳解围战和茶陵反攻战、双峰作战共四个战役。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
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国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
地区攻击敌人。参战各军也未停止8月2日开始的攻势作战。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历时70余天的茶陵反攻战至9月初告终，长衡会战才告结束。根据日本方面的数字，8月20日之后日军战史称日军又伤亡9000多人。

实际上解围部队进行了拼死苦战：100军挺进到离衡阳市区仅10里。62军等部队攻进衡阳近郊区，与日军激战近10天。并曾一度攻占衡阳火车西站。日军40师团234连队纪录：“7月31日，8月2日敌我进入近战格斗，阵线纷乱。连队激战8日后死伤惨重。有的部队因为弹药用尽，只能用石块向重庆军投掷。阵地被重庆军（62军）突破时，只得集合马夫通讯兵等反击。连队所遇危急而得不到援兵的情形可比日俄战争中的本溪湖会战。”白修德在采访记录中写到英勇作战的62军的装备：“中国兵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扛着步枪。。。每人有2颗手榴弹。师有2门七五山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附有炮弹200发，发射起来象守财奴算着金币样的吝啬”。

我军仅有的一点坦克也仓促投入战斗:国军48师142团6辆t-26b配属46军（黎行恕）新19师（蒋雄）沿湘桂路东进.日方资料称：“在这次战斗的末期（8月7日），重庆军最后终于拿出了王牌,反复出动战车企图冲破阵地…战车沿衡阳的公路从三塘方向接近二塘，有突破阵地的企图。40师团234连队侯至350米的近距离以速射炮射击，使前面2辆不动，其余则向公路逃去。”国军坦克兵后把被击坏的2辆坦克拼死拖回。在不利地形下即没有空军和炮兵掩护，也没有步兵有效协同，轻型坦克是无法突破敌人坚固的反坦克阵地的。当时坦克部队被阻止的二塘离衡阳市区不过5公里之遥。

战前全部衡阳守军17000人。衡阳失守时还剩2000人，加失去战斗力的伤兵6000人，一共不足8000人。请问到那里去找革命同志所说的万余守军向日军投降呢？第10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然而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